摘要：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这个转型不仅体现在政治上, 还体现在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上。现代国民既要有现代思想、观念和意识, 如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 还要将不文明、野蛮的行为、风俗、习惯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开来, 建立“良善”的生活方式。胡适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 他不仅积极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 而且还着手改良了自己的婚礼, 为近代社会的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
亥革命之后, 中国社会从帝制进入共和时代, 西方民主、共和、自由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思想界的活跃呈现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方式层面的变迁却极为缓慢。思想和生活方式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 生活方式转变的背后需要一套新价值理念为支撑, 而现代思想在中国的真正确立也必须体现在人们的日用常行中。胡适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 他不仅积极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 而且着手改良传统礼俗。近年来, 随着学术界对胡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其生平、思想、交游等方面都得到了细致的梳理研究, 发表了许多论著。然而, 对于胡适在婚礼等微观层面改良方面的实践和影响, 研究的人还比较少。笔者通过对胡适作品及二手研究成果的梳理后认为, 胡适作为民国时期思想界的“旗手”, 其改良实践为我们观察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胡适对于婚礼的改良
对于推进中国人思想和生活方式现代化, 胡适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 他积极推动文学革命, 提倡白话文, 孜孜不倦的在中国宣扬自由、民主、独立、理性和科学等现代观念, 对中国思想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普及现代观念的同时, 他受到杜威实验哲学的影响, 认为“人生实际的事业, 处处是实用的, 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 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 可以养成我们的实验的态度。”因此, 他要把自己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 让新的思想观念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胡适对传统婚、丧仪式的改良正是他对“生活实验”的大胆尝试。
婚礼是男女婚姻关系确立时所举行的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仪式。传统的婚礼包含议婚、订婚到结婚的全部仪式程序。婚礼仪式的产生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中国传统婚礼仪式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 到周代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仪式制度, 即《通典》所载:“周制:限男女之年, 定婚姻之时, 六礼之仪始备。”所谓“六礼”, 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之外, 还有“成妇”之礼, 即拜见公婆和拜谒祖庙, 只有得到家庭成员和祖先的承认, 新妇才最终取得家族成员的资格。后世的婚礼在“六礼”的基础上, 根据时代风尚和社会条件的变化, 有所损益。到了晚清时期, 随着社会的演进和西方文化的冲击, 传统婚礼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 不免需要进行一番变革。
胡适对传统婚礼制度的改良始于他接受新式教育的熏陶。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文化极为昌盛的徽州度过的, 按照传统的习俗, 14岁的胡适经家族长辈做媒, 与旌德县江冬秀订婚。订婚之后就被母亲送到上海接受新式教育, 在这里他得以接受现代思想观念的熏陶, 接触到国内外著名思想家的思想, 如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思想。1908年, 胡适出国留学前夕, 家人欲先让其完婚, 但思想上已经发生激烈变动的胡适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回信予以拒绝, 表示对传统的“合婚择日”深恶痛绝, 所谓“合婚择日”是传统婚礼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在“问名”之后, “男家如归卜干庙得吉兆, 复使使者往告, 婚姻之事于是定。”这在科学知识不昌明的时代, 是男女能够结合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适称此仪式为“最深恶痛绝者”, 体现了青年胡适对传统婚礼中限制人身自由选择和迷信因素的反叛。但在传统社会, “婚姻者, 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 三纲之首, 礼之重者, 莫过于斯。”男女通过婚姻结合, 生育后代, 一方面可以增加劳动人口, 创造财富, 另一方面则可以在父母年老之时, 尽孝顺、供养的责任。从深层角度看, 中国人讲究祖宗崇拜, 一旦没有后代, 则祖宗香火断绝。因此, 婚姻大事, 向来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哪里有子女反对的余地呢?青春期的胡适在上海初步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和科学思想影响, 他不仅反对婚姻中种种迷信的形式, 而且开始反对传统家族对个人生活的束缚和支配, 对个人自由充满了向往。
十年之后, 接受了完整西学教育的胡适即将回国, 这位家乡人眼中的“洋翰林”在给母亲的信中表示“吾乡婚礼, 有许多迷信无道理的礼节, 儿甚不愿遵行, 故拟于归里时与里中人士商议一种改良的婚礼, 借此也可开开风气”。胡适虽有“开开风气”的雄心, 但无奈给他泼了第一盆冷水的就是他的未婚妻江冬秀。胡适由于在外游学, 与订婚14年的未婚妻从未谋面, 他从美国回国之后, 满怀期望的去江村探望未婚妻, 无奈江冬秀深受徽州传统文化影响, 婚前坚决不同意见面, 胡适内心十分不快, 只能留下一封书信, 闷闷不乐的离开了。他在信中抱怨道:“适以为吾与姐皆二十七八岁人, 又尝通信且曾寄过照片或不妨一见, 故昨夜请姐一见。不意姐执意不肯见, 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 绝不怪姐也”。同时代的美国男女交际属于正常的社交, 何况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胡适回国后就曾抱怨说:“我在外国惯了, 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 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 他这里的朋友是指普通女性朋友, 好友回忆胡适“在女人前献殷勤, 打招呼, 入其室, 必致候夫人, 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见女生衣薄, 必下讲台为其关课室窗户。”由此可见, 胡适对女人的态度既是性格使然, 也是受英美绅士文化的熏陶, 他对中国古板的“男女授受不亲”的风俗十分不满。其实, 江冬秀又何尝不思念自己的未婚夫呢?胡适故去之后, 唐德刚拿到江冬秀自传的手稿, 上面记录了“民国六年, 她未婚夫自美返国到她家中去看她, 而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他, 因而躲在床上哭泣、装病”。可见, 辛亥革命过去了六年, 徽州女性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仍然受到传统礼俗的制约, 新的思想仍然然对徽州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母亲安排的老式婚姻必定存在不满, 但是为了对母亲的“孝”和对等待自己十余年的未婚妻的责任, 胡适还是决定接受这段婚姻。他在给自己美国朋友韦莲司的信中写到:“我不能说, 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 企盼着我们的婚礼”, “我实在非常不情愿在此时为了婚礼而中断我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婚姻看做是“走向一个重大的实验——生活的实验”。而胡适对旧式婚礼的改良, 就是他实验的第一步。对于婚礼的举办地点, 胡适原意是自己工作太忙, 可以让妻子来北京办婚礼, 这样他就可以在拥有新式思想的朋友的支持下大胆的举办一场新式婚礼, 从而避免在徽州办理新式婚礼的阻力。但胡适和江冬秀皆出身徽州地区有名望的家族, 在传统观念中, 二人婚礼必须在家乡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经过一定的仪式, 方能成为“合法”夫妻。因此, 胡适在母亲的要求下, 还是决定回到了徽州老家办理自己的婚礼。
徽州作为朱熹的故乡, 他所作的《朱子家礼》非常有影响, 婚礼要经过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 婿见妇之父母七个程序。胡适对婚礼做了一定改良, 把一些繁文缛节去除了, 增加了西式婚礼的因素, 如新式的结婚证、互换戒指等。胡适认为自己婚礼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七点:一、不择日子。二、不用花轿、凤冠、霞帔之类。三、不拜堂。四、不拜天地。五、不拜人。六、不用送房、传袋、撒帐诸项。七、不行跪拜礼。
经过胡适改造的婚礼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破除了迷信色彩, 传统婚姻中对于结婚日期尤为关注, 需择吉日, 胡适则不择日期。不拜天地, 破除中国人对天地的迷信、敬畏之心, 他认为“这是废除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2.宣扬平等, 包括长辈与晚辈之间, “新妇新郎见男女长亲, 一鞠躬”, 改变了原来跪拜的礼节, 改用西方人之间寻常的见面礼。传统婚礼的仪节体现出长幼有别、大小有序的浓厚儒家伦理, 有助于稳固家庭和宗族秩序, 胡适的改良恰恰说明了家族制和父权制的逐渐瓦解。3.取消繁文缛节、节省开支, 减少浪费。
从胡适改良婚礼制度的过程和结果分析, 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尽管在晚清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强烈冲击, 但儒家思想此时不仅受到袁世凯、康有为等许多上层政治家、思想家的追捧, 将其作为收拾世道人心的救世良药。而且在生活政治领域, 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仍然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特别是儒家所提倡的“孝”道, 贯穿于胡适婚礼之始终。在传统社会中, “婚礼者, 将合两性之好, 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也”, 结婚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它涉及到家族的兴旺、祖宗的祭祀、父母的赡养和后代的养育。鉴于婚姻对家族的重大意义, 它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 因此也就不是个人所能做主, 婚姻大事的决定权多操控于父母长辈手中。儒家经典强调“不得乎亲, 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 不可以为子”, 而对父母做出的婚姻安排予以承认和接受, 是子女“顺乎亲”的体现。胡适的的婚姻正是母亲在他14岁时, 按照徽州的风俗给他定下的, 很难说受过西方教育的胡适会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段姻缘。但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道, 他多次写信跟母亲表示:“断不敢不娶妻, 以慰大人之期望”、“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在婚礼的筹办过程中, 他虽锐意改良, 但事事又不得不和母亲商量。如果把胡适看做新思想、新观念的代表, 那他的母亲就代表着传统思想和传统势力, 而胡适的婚礼正是两种思想和势力交锋的战场。这场战争无所谓胜负, 胡适的意见也受到了接纳, 而母亲的传统道德和价值底线也得到维护。
二、胡适的婚礼改制与新文化运动
观察胡适对婚礼仪式的改良, 不得不考虑到新文化运动对此造成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兴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即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专制的清王朝, 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 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仍然束缚着中国人。因此, 接受了现代西方理念的新知识分子, 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一场新的革命, 即新文化运动。此次运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摧垮作为专制统治根基的旧传统, 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新民。因此,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不仅在理论上为新思想的传播摇旗呐喊, 而且要把新思想践行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
(一) 提倡“重估”一切价值
从前文胡适对婚礼的具体改良中, 可以看到胡适有意识地将迷信、不平等和反人性的仪式从婚礼中剥除出去, 继而将平等、自由和科学的理念注入日常仪礼。这个过程对胡适来说可能也是痛苦而艰难的, 因为他要和两种势力做抗争, 其一, 和传统的诀别就意味着“子代”对“亲代”的反叛, 这必定会引起和父母长辈的对抗, 胡适对婚礼的改良之中就充满了紧张、妥协与对抗。其二, 胡适青少年时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传统的许多东西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因此, 新思想的传布与施行势必也要在自己心灵中做出一番挣扎和斗争。
在面对传统思想观念的抵抗之时, 胡适作为一个思想家, 他把对传统的批判建立在科学和理性分析基础之上的, 他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主张对传统采取重新评判的态度。他要求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重新审视传统的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信仰与行为, 即不要盲从, 也不要一概否决, 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 “我们做一件事, 总得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要行那种礼?能够每事寻一个‘为什么’, 自然不肯行那些说不出为什么要行的种种陋俗了。”胡适把那种仅仅依照习惯和惯性行事, 不会反思的人称为是“下等动物的行为, 是可耻的行为。”这里可以看到, 胡适对传统价值强调“重估”, 但并非“全盘否定”。胡适八年的留美经历, 他带回来了满脑子的西方思想, 但如果说他要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也不尽然。他自幼在徽州地区受到系统的传统文化培训, 他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还是有所肯定的, 这体现在他在国外发表的一些演讲当中, 虽然这些演讲可能具有美化中国文化的意图。他在国内有时也会提到要“全盘西化”, 但这并不能代表他的真实思想, 更多的是一种宣传策略, 因为中国文明“具有极大的广被性, 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一贯保守的人”。胡适看到大多数人在传统面前裹步不前, 他才提出“全面西化”论, 希望推动现代思想的传播。而且, 胡适丝毫不担心提倡“全盘西化”会导致中国传统价值会的丧失, 因为思想家和领导人“前进一千步, 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同时, 他坚信中国传统中好的成分是不会消失的。
(二) 胡适与近代精英的基层文化领导
胡适的家乡徽州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这里自南宋朱熹之后, 人才辈出, 特别是在礼学方面, 如江永、戴震、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等。值得一提的是绩溪胡氏在研究礼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极为可观, 胡适作为绩溪胡氏的一支, 对古礼进行变革, 也算是变相的延续了绩溪胡氏对“礼学”的贡献吧!胡适进行新礼改良之时, 正是民国肇建之处, 在思想文化方面, 中、西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 再也难以出现儒学“定于一统”的局面。思想上的纷争折射在政治领域就表现出政治的分裂,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中充斥了改良派、革命派以及以遗老遗少为代表的守旧派。所以, 胡适留学归来之时, 看到的是一个政治部统一, 思想纷乱, 没有稳定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
正如在传统社会中, 大一统的政府可以将自己认可的儒家思想、价值自上而下,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贯彻到全体民众中间去。而这一套儒家思想、价值也是受到绝大多数文化精英所认可的, 当然, 任何时代都会出现一些异端。但我们可以笼统的说,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 儒家思想一直占据者“正统”的理论高地。但是晚清、民初, 儒家思想经历了西学的不断冲击, 地位摇摇欲坠, 已经失去了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 不再为大多数文化精英所信仰。失去国家权力和文化精英的推动和支撑, 虽然儒家的礼仪制度凭借着文化的惯性, 仍然主宰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 但也已经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逐渐失去了礼乐文化的活力。
胡适作为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他对婚礼的改革就是要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不适应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从日常的生活礼俗中剥离出来, 进而想将现代思想和价值贯彻到日常生活仪俗中去。他和家乡的先辈朱熹一样, 对依靠政治权力来“教化”民众不抱太大希望, 因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自身都处在分裂之中, 如果作为领导的精英“在前进道路上迟疑不决, 摇摆不定, 群众必定止步不前, 结果是毫无进步”。因此, 胡适选择像朱熹那样, 担负起文化精英的领导义务, 以现代精神和价值引导和规范国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从而培育出现代国民特质。
从现代价值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习惯的关系来看, 生活方式背后总有一套价值理念作支撑。新的生活习惯、仪式蕴含着现代精神和价值。只有对旧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 才可以使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适应现代性理念, 推进现代化的前进。反之, 现代政治观念、政治价值的传播也能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走的如此艰难,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在于我们的传统底蕴过于深厚、传统势力过于强大, 对现代化的抵制也是最持久和坚强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启蒙”的不彻底, 我这里的不彻底主要指“启蒙”的广度, 即近代以来, 担负启蒙人物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现代化的价值理念难以影响到城市之外的地方。而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 文化的领导权则掌握在受传统文化教育影响的乡绅手里。乡绅们倡导的传统价值和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 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城市的现代化。所以, 如果要加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像传统士大夫一样, 担负起地方的文化领导权, 以化民成俗为己任, 将现代化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逐步普及到地方。胡适对地方礼俗的改革正是体现他自下而上、在地方日常文化中推进现代思想传播的一种努力。
(三) 生活政治与国家现代化
西方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和文化领域起步, 先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继之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最终, 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政治的变革, 西方国家逐渐实现现代化。但东方社会不具备施行这种现代模式的条件, 面对内忧外患, 落后国家要实现快速现代化, 必须有一个强有力且具备现代政治理念的政府, 且主流精英之间要有基本的共识, 即在现代化方向上不能出现背道而驰的局面。不幸的是, 中国近代以来既没有强有力的政府, 也没有取得共识的精英阶层。
清政府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 他们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统治阶层在纷纭变化的世界大势中没有及时作出应对, 形成稳定、统一的政治思想意识, 也就无所谓通过制度安排将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 政府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而“文明开化”的风潮一旦形成, 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逐渐现代化, 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 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可见, 生活习惯的转变有利于促进现代思想的传播。
胡适的礼俗改革可以看做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而做出的努力。胡适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正是由于他在各个领域敢“开风气”, 他的改革不仅是对传统的挑战与变革, 而且给当时处于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即“启蒙”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 还需要不断的去实验。后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未必不受胡适所开风气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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