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视《周易》为迁善改过之书，从人道教训和生活智慧的层面解释卦、爻之义始，历代易学家，尤其是儒家学者，均把人文关怀视为研究《周易》的目的之一。这种人文关怀，表现为方方面面，兹就其中较为重要者略述如下：
忧患意识
《易经》作为一部形成于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其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防患于未然，化险为夷，趋吉避凶。因而，在其卦爻辞中，包含了较为深沉的忧患意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把这种意识概括为明于忧患与故。其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系辞传》）明于忧患与故，就是使人认识忧患所在及忧患之因，这就是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居安思危。《周易．系辞传》借春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之口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大意是说，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淫腐败；凡是灭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平安无事；凡是败乱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治理得宜。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这样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国运常新。这是叫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战国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真正作到居安思危，并非容易之事，须从细微处着眼，时时惕惧，防微杜渐。《周易》特别强调几和知几。照《系辞传》中的说法，《周易》是一部研几之书。其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
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思是说，《周易》是穷究幽深事理而探研细微征象之书，只有穷究幽深事理，才能会通天下的心志；只有探研细微征象，才能成就天下的事物；只有神奇地贯通《易》道，才能不须急疾而万事速成，不须行动而万理自至（译文参见黄寿祺等《周易译着》第554页。上海古迹出版社1989年）。 几即微，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或萌芽。《周易》认为，这种苗头或萌芽虽然微而似无，但却能够预示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是吉是凶。正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用《易传》中的话说即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坤．文言》）早辩即及早察觉，也就是知几。能及早察觉，就能防患于未然。
在《周易》看来，可否做到防患于未然，并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还是一个德性修养的问题。《干》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意即君子整日进德修业，到晚上还惕惧反省，就不会有什么灾害临到自己。可见，防患于未然的
关键是谨慎自守，提高道德修养。用《象传》中的话讲即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子就是在这一层面上特别彰显其忧患之心的。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正是在《周易》忧患意识的启迪下，他提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中国历代仁人志士自强不息，担当道义的自警格言。
变通意识
变通意识可以理解为居危思变，它是忧患意识的必然发展。如果说居安思危是为了防止由好变坏；那么，变通意识则是努力谋求由坏变好。《周易．系辞传》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是《周易》的核心观念之一，所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系辞传》）。
《周易》强调变，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动静不失其时，与时偕行。《周易》特别指出对时要有所知。如《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即仰观日月星辰等天象，可以察知四时、季节变化的规律。如《观卦．彖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即仰观自然运行的神妙变化，可以理解四时交替之毫无差错的道理。如《豫卦．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即天地顺其本然之性而动，所以日月运转而无差失，四时交替而无差错。如《丰卦．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即日至中天必将西斜，月至圆满必将亏食，天地自然有盈必有亏，有亏必有盈，它们都是根据一定的时间而消长存亡。类似的话，《彖传》及《系辞》中还很多，这些都是古人经过对天地自然的观察所获得的关于时的知识。
《周易》强调对时要有所知，而明时的目的则在于让人们依时而动，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时行就是依时而行。既然一切都在时间之中，谁都无法游离于时间之外，那么要想在时间之流中有所进取，就必须顺时而动。有学者指出，人与时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关系。顺时而动，必获吉利，逆时而动将导致灾难，主体行为是否正当，并不完全决定于主体行为本身，而主要决定于是否适应环境的需要 （余敦康：《中国哲学论集》第48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时行之时，还不仅仅是指年、月、日、时，而是与此年、月、日、时相关的及与主体相关的一切因缘的总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时机一词的真正涵义。
《周易》之中论到时行的地方颇多，如《大有．彖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应乎天而时行，就是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依时而行。如《随卦．彖传》说：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天下随时，即天下众人顺应时变而相随从。如《坎卦．彖传》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险之时用，指国君王侯因应天时，设险守国，意义非常重大。如《遁卦．彖传》说：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与时行也即随顺时势，及时退避。总之，时行，就是叫人不失时机，因应时变，有所作为。
依时而行固然重要，依时而止意义也非常重大。所以《彖传》谓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其实，与时偕行就包含时止之义。《周易》中有一《艮》卦，专门讨论止的问题，其卦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彖传》解释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艮》卦主要申明止义。《序卦》曰：《艮》者，止也。《杂卦》曰：《艮》，止也。《艮》为止，所以《彖传》有时止则止之说。但论止之卦何以又谓时行则行？金景芳先生解释说：止的意义并不简单，不能以为停止不动才是止。其实止还包含着行的意义在内。这一点一般人不易领会，所以孔子特别加以说明。止于止是止，止于行也是止。我们坚持不懈地干一件事情，就是止于行的止。后来我们发现情况变了，这节事情必须停止，不宜再干了，这就是止于止的止。坚持干什么，是止于行；坚持不干什么，是止于止。两种止实行起来都要看场合，就是要‘艮其背’。这个场合不仅是空间上的场合，也是时间上的场合，而且归根结底是时间上的场合。‘时止则止’时要求止于止，就止于止。‘时行则行’时要求止于行，就止于行。或止于止，或止于行，时是决定性的因素。（金景芳等：《周易全解》第359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
金先生的解释辩证色彩很浓，意义也很深刻。它表明，艮止之义不仅在于因时而止于所止，还在于因时而止于所守。所以，《彖传》接着说：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象传》则更明确地强调，君子观《艮》之象，应当思不出其位。宋人程颐解释说：君子观《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程氏易传》）止其所、不出其位，都是指止其所当止。而止其所当止，也就是止其所当守。因此，止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以止助行，以行成止。
止于行或止于止，决定性的因素是时，所以说 动静不失其时。人若能做到动静不失其时，便能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而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趣时，就能顺天应人，推陈出新。《周易》中有《革》卦，专门讲变革，革命一词即滥觞于此。而《革》卦之后紧接《鼎》卦，目的就在于彰显革故鼎新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趣时变通，即变化日新。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所以《周易．系辞传》说：日新之谓盛德。
整体和谐意识
整体和谐意识，就是追求和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变是为了求通，通则以各种势力的和谐统一为前提。《周易》讲三才之道，就是为了凸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说卦传》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道虽分为三，但核心则是阴阳变易法则。《系辞传》中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生生之谓易。这是认为事物变化乃阴阳相互推移的过程。《系辞传》中又说：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这是认为阴阳相互推移的过程没有穷尽，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但《周易》同时也指出，此不测之神恰恰是由于阴阳相反性能之间相资相济，相互补充的结果。也只有阴阳相反性能之间的相资相济，相互补充，才能维系事物的健康发展。此所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传》）。这表明，天、地、人各有其遵循的法则，天道曰阴阳，地道曰刚柔，人道曰仁义。但由于三者均由性质相反的两个方面共同成就，所以又有共同遵循的规律。《周易》追求天人、即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也正是基于此种共同遵循的规律。
《周易》所谓的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天人之间具有内在同一性；一是天人之间具有相成、互补性。就前者说，《易传》特别强调人对天道的效法，而主张推天道以明人事。《大象传》对六十四卦卦义的解释，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如其释《干》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释《坤》卦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释《屯》卦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释《蒙》卦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释《大畜》卦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释《益》卦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等等。这些话表明，在天之道与民之故之间是存在着内在同一性的，人们通过认识和效法天道，就可以从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则。就后者说，《易传》又特别重视天人之间的差别性，而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系辞传》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成能就是成就天地化生万物的功能。又如《泰．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裁成即裁节成就；辅相即辅助赞勉。（黄寿祺等：《周易译注》第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句话，就是驾御自然界的法则，参与自然界的变化过程（朱伯昆：《〈易传〉的天人观与中国哲学传统》，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些都是分别人道与天道的不同，强调人在自然面前应积极主动，参赞天地的大化流行。
正因为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不以消解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而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基础，所以《周易》特别强调，只要人们努力把握天人之间共同遵循的本质规律，探讨阴阳变易的法则，发挥自我的仁义之性，就能安身立命。此即《易传》所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做到了这一点，就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系辞传》）。先天即先于天时的变化而行事；后天即天时变化之后行事。这是说只要掌握了道，其德行就能与天地日月鬼神的变化相一致，也就能预测天时，顺时而动，从而达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整体和谐。
《周易》的这种整体和谐意识，站在天道的立场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合规律运动。站在人道的立场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道德理想与保合太和的精神境界。在这样的和谐中，天与人，自然与人， 便可以超越分别，达到合一。而达到了这种合一，也就是真正达到了《易传》所谓的乐天知命故不忧。乐天知命，即参合天地的化育，知晓主体自我的定分，并在万物与我为一的氛围中超越一切忧患，而其乐融融。这是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此种和谐既是一种美的境界，更是一种善的境界。但它又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境界，还体现为化成天下的事功，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彖传》），即天地交感带来万物化育生长，圣人感化人心带来天下的昌顺和平。如是，则保合太和而万国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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